（圖片引自：www.dfun.com.tw/.../south.aspx?articale_id=1654）
【文獻】
何明修 (2006) 〈環境運動作為社區復興：重訪後勁反五輕運動〉，《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pp.87-115），台北，群學。
【摘要】
本文首先與既有探討「草根群眾與環境運動」的理論做對話，作者提出，李丁讚、林文源(2000)指出，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具有文化基礎。作者強調李、林兩位學者的重要命題：(1)台灣環境運動是起源於草根群眾的自發性行動。(2)在環境運動的興起過程中，草根群眾提出一套不同於專家學者的論述（粗體自為原作者所加）。不過，作者雖然強調他同意李、林兩位學者認為：民眾對環境權的觀念不是一開始就存在，但是他也批評兩位學者並沒有探討：為何環境運動的文化表現是在所謂的「環境權感受」？（p88）作者認為，當使用「環境權」這個觀念時就已經預設了環境運動在不同文化間的一致性（p88）。因此，他認為有必要重新回到草根群眾的脈絡中重新探討環境運動對於一般鄉民的意義（底線為筆者所加）。
另外作者也回顧了Weller對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作者同意Weller的觀察：認為台灣環境運動有非常強烈的「傳統文化創新」的特質，傳統價值往往能夠在環境運動中轉換出有意義的論述支持運動。雖然Weller並沒有就此現象進行更細緻的解釋，但是作者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切入點。
根據以上的問題意識，作者嘗試提出幾個研究問題探討：社區觀念對於草根環境運的助益何在？、一般鄉民是如何看待他們所居住的社區並如何以他們的方式來理解外來公害？、當他們宣稱誓死捍衛家園時，他們要的到底是哪一個版本的社區？
作者選擇本研究的個案選擇「後勁反五輕」運動作為研究對象是基於幾個理由：後勁地區由於地理、歷史的因素是個相對封閉且社區色彩濃厚的地區；後勁反五輕運動在台灣環境運動史上是極為重要的反公害運動，對於抗爭的記錄、研究也相對多。不過依循著前面的問題意識，何明修批評這些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不是採取由下而上的觀點，以鄉民本身的角度來看待運動。」（p90）
後勁社區由於地理上和高雄市的相對距離較遠交通不便、早期移墾社會的團結性以及早在1941年日本政府以半強制的徵收後勁地區部份土地建立海軍用煉油廠（對於後勁人來說，那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政府對一般後勁人和煉油廠員工福利照顧的差別待遇…等因素使得後勁社區是一個對內相當強調團結的社區。
後勁社區團結的力量與當地的宗教組織息息相關。透過爐主制度的管理方式，使得每位後勁居民在名義上都是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p95），另一方面，這樣的組織方式卻也使得外來民眾被排除在祭祀圈之外。另外，在宗教與社區的論述上，作者發現，此地的宗教論述雖然包含著宗教對於當地人民的保護，但是這樣的論述也同時排除了外來人口。最後，宗教作為一個團結社區的力量，在台灣的脈絡中，不管是日本殖民政府或是國民政府，都力圖要拔除地方民間信仰，因此，宗教儀式的進行本身也就能表達對於中央政府反抗的意義。
在整個後勁反五輕運動中，必須注意的現象是後勁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抗爭或是反對五輕。整個運動裡，傳統後勁社區居民（以別於外來的、同時具有中油員工身份的後勁居民）的確在七零年代以後飽受煉油廠製造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噪音污染之苦，零星的求償事件也不斷在發生著，但是整件事情的導火線卻是始於中油公司找幾位「地方頭人」，來進行協商。這些地方頭人理所當然的是國民黨籍的，這件事情在社區傳開以後，一種「後勁人被後勁人出賣」的論述在社區傳開，這樣的論述觸動了後勁社區團結的傳統，於是，藉由廟宇體系的組織，後勁社區展開一串串反對運動。
後續的發展可以看得出來「團結」對於後勁反五輕運動的重要性，在反對運動過程中，後勁的領導精英分成激進派與溫和派，溫和派主要成員就是前面講的所謂的「地方頭人」，激進派則多為年輕人且政黨認同多為民進黨。由於之前「後勁人被後勁人出賣」的論述使得激進派在抗爭之始就佔了上風，然而，在抗爭後期有許多外來的學生、同情者加入後勁反五輕的抗爭，但是這對於大部分的後勁居民來說，卻於己無干，甚至還被溫和派拿來作為攻擊激進派的把柄。最後作者詮釋反五輕的結果也和許多人看法不同，反五輕運動最後以五輕動工收場，這對於大部分環境運動者而言是「後勁的淪陷」但是，對於作者訪問的兩位激進派運動領袖來說，反五輕的結果卻是令人滿足的，因為經由這樣的抗爭，後勁人得到了鉅額的賠償、國家更好的福利，「以往的三等國民終於翻身了」(p113) 最後作者結論到，後勁地區的地域團結來自宗教認同。民間信仰的宗教認同提供了地域主義、特殊主義的觀點。宗教信仰的確也能在運動下提供反抗運動意識形態的支持，但是，由於地域主義和特殊主義，使得反抗運動只局限於社區，這使得外來支持者找不到空間參與，也使得運動本身孤立無援。
【評析】
將這部作品放在台灣環境運動研究的脈絡下評價的話，它的確是提供了對於台灣環境運動的新理解，這包含：
1.對於社區行動者的理解：對社區行動者而言有重要意義的不見得或不只是環境倫理或是生態價值。
2.對於民間信仰在環境運動中的理解：民間信仰在環境運動中不只是一種工具或是一樣靜態的資源，民間信仰除了作為一項資源，它本身也在運動的脈絡中生產意義影響運動。
3.對於後勁反五輕運動的理解：這邊我想提的特別是對於反五輕運動的結果，一般的環境運動者和後勁社區居民以及激進派自救會主要幹部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
另外我有疑問的部份：
「環境權」這個概念，在作者的思路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在這篇文章中看不出來，到底「在地團結的聚落意識」是作為一種"取代"「環境權」的概念，還是說，他只是作為補充？這個問題牽扯到：後勁反五輕存不存在一種「我們不要自己的家園被污染」的論述？如果存在，那麼這種論述是作為一種對外宣稱的說詞，還是真的召喚了後勁人？如果真的召喚了後勁人，那麼顯然當時反五輕運動也許存在著環境權概念？
何明修 (2006) 〈環境運動作為社區復興：重訪後勁反五輕運動〉，《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pp.87-115），台北，群學。
【摘要】
本文首先與既有探討「草根群眾與環境運動」的理論做對話，作者提出，李丁讚、林文源(2000)指出，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具有文化基礎。作者強調李、林兩位學者的重要命題：(1)台灣環境運動是起源於草根群眾的自發性行動。(2)在環境運動的興起過程中，草根群眾提出一套不同於專家學者的論述（粗體自為原作者所加）。不過，作者雖然強調他同意李、林兩位學者認為：民眾對環境權的觀念不是一開始就存在，但是他也批評兩位學者並沒有探討：為何環境運動的文化表現是在所謂的「環境權感受」？（p88）作者認為，當使用「環境權」這個觀念時就已經預設了環境運動在不同文化間的一致性（p88）。因此，他認為有必要重新回到草根群眾的脈絡中重新探討環境運動對於一般鄉民的意義（底線為筆者所加）。
另外作者也回顧了Weller對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作者同意Weller的觀察：認為台灣環境運動有非常強烈的「傳統文化創新」的特質，傳統價值往往能夠在環境運動中轉換出有意義的論述支持運動。雖然Weller並沒有就此現象進行更細緻的解釋，但是作者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切入點。
根據以上的問題意識，作者嘗試提出幾個研究問題探討：社區觀念對於草根環境運的助益何在？、一般鄉民是如何看待他們所居住的社區並如何以他們的方式來理解外來公害？、當他們宣稱誓死捍衛家園時，他們要的到底是哪一個版本的社區？
作者選擇本研究的個案選擇「後勁反五輕」運動作為研究對象是基於幾個理由：後勁地區由於地理、歷史的因素是個相對封閉且社區色彩濃厚的地區；後勁反五輕運動在台灣環境運動史上是極為重要的反公害運動，對於抗爭的記錄、研究也相對多。不過依循著前面的問題意識，何明修批評這些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不是採取由下而上的觀點，以鄉民本身的角度來看待運動。」（p90）
後勁社區由於地理上和高雄市的相對距離較遠交通不便、早期移墾社會的團結性以及早在1941年日本政府以半強制的徵收後勁地區部份土地建立海軍用煉油廠（對於後勁人來說，那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政府對一般後勁人和煉油廠員工福利照顧的差別待遇…等因素使得後勁社區是一個對內相當強調團結的社區。
後勁社區團結的力量與當地的宗教組織息息相關。透過爐主制度的管理方式，使得每位後勁居民在名義上都是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p95），另一方面，這樣的組織方式卻也使得外來民眾被排除在祭祀圈之外。另外，在宗教與社區的論述上，作者發現，此地的宗教論述雖然包含著宗教對於當地人民的保護，但是這樣的論述也同時排除了外來人口。最後，宗教作為一個團結社區的力量，在台灣的脈絡中，不管是日本殖民政府或是國民政府，都力圖要拔除地方民間信仰，因此，宗教儀式的進行本身也就能表達對於中央政府反抗的意義。
在整個後勁反五輕運動中，必須注意的現象是後勁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抗爭或是反對五輕。整個運動裡，傳統後勁社區居民（以別於外來的、同時具有中油員工身份的後勁居民）的確在七零年代以後飽受煉油廠製造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噪音污染之苦，零星的求償事件也不斷在發生著，但是整件事情的導火線卻是始於中油公司找幾位「地方頭人」，來進行協商。這些地方頭人理所當然的是國民黨籍的，這件事情在社區傳開以後，一種「後勁人被後勁人出賣」的論述在社區傳開，這樣的論述觸動了後勁社區團結的傳統，於是，藉由廟宇體系的組織，後勁社區展開一串串反對運動。
後續的發展可以看得出來「團結」對於後勁反五輕運動的重要性，在反對運動過程中，後勁的領導精英分成激進派與溫和派，溫和派主要成員就是前面講的所謂的「地方頭人」，激進派則多為年輕人且政黨認同多為民進黨。由於之前「後勁人被後勁人出賣」的論述使得激進派在抗爭之始就佔了上風，然而，在抗爭後期有許多外來的學生、同情者加入後勁反五輕的抗爭，但是這對於大部分的後勁居民來說，卻於己無干，甚至還被溫和派拿來作為攻擊激進派的把柄。最後作者詮釋反五輕的結果也和許多人看法不同，反五輕運動最後以五輕動工收場，這對於大部分環境運動者而言是「後勁的淪陷」但是，對於作者訪問的兩位激進派運動領袖來說，反五輕的結果卻是令人滿足的，因為經由這樣的抗爭，後勁人得到了鉅額的賠償、國家更好的福利，「以往的三等國民終於翻身了」(p113) 最後作者結論到，後勁地區的地域團結來自宗教認同。民間信仰的宗教認同提供了地域主義、特殊主義的觀點。宗教信仰的確也能在運動下提供反抗運動意識形態的支持，但是，由於地域主義和特殊主義，使得反抗運動只局限於社區，這使得外來支持者找不到空間參與，也使得運動本身孤立無援。
【評析】
將這部作品放在台灣環境運動研究的脈絡下評價的話，它的確是提供了對於台灣環境運動的新理解，這包含：
1.對於社區行動者的理解：對社區行動者而言有重要意義的不見得或不只是環境倫理或是生態價值。
2.對於民間信仰在環境運動中的理解：民間信仰在環境運動中不只是一種工具或是一樣靜態的資源，民間信仰除了作為一項資源，它本身也在運動的脈絡中生產意義影響運動。
3.對於後勁反五輕運動的理解：這邊我想提的特別是對於反五輕運動的結果，一般的環境運動者和後勁社區居民以及激進派自救會主要幹部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
另外我有疑問的部份：
「環境權」這個概念，在作者的思路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在這篇文章中看不出來，到底「在地團結的聚落意識」是作為一種"取代"「環境權」的概念，還是說，他只是作為補充？這個問題牽扯到：後勁反五輕存不存在一種「我們不要自己的家園被污染」的論述？如果存在，那麼這種論述是作為一種對外宣稱的說詞，還是真的召喚了後勁人？如果真的召喚了後勁人，那麼顯然當時反五輕運動也許存在著環境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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