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davin, Joshua (2000) “The paradoxe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reform-era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76(3): 244-271.
l 推論：市場轉型（混合經濟）è社會資本、財產遭到破壞（造成自然資源管理上共管的機制遭到破壞，266）è自然資源使用轉變è農民與環境都受到衝擊。(244, Abstract)
l 環境政策是一種改變環境管理方式的間接手段，實際上還是要看真正的local actor如何應對或推動。本文中提到的local actor包含：農民、森林官員、企業家、地方官等等，他們有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文化agenda(244-5)。
l 在local 層級上，注意生產與交換的集體組織（而不要只在國家層次──社會主義vs.市場──上分析而已）è分析的重點在政治經濟結構與地方生產交換模式的articulate，以及其效果（245）è地方運用自然資源的組織和家戶經濟老派PE的分析重點！注意！。
l 作者反對用傳統的「共產－集體主義」vs.「市場－私有制」的二元觀點來思考中國，而應該看到其他的經濟模式，像是在市場經濟中持續存在的集體組織方式（245）。
Changing Entitl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l 本文的四個重要的分析概念：entitlement、social capital、property relation、vulnerability（246）。
l Entitlement（見下面框框）
l social capital（社會資本）：Muldavin提出後革命時代的中國具有一種社會資本ècommunal capital（公共資本），M氏指出中國透過社會主義革命後的重分配機制和意識形態動員，成功打造了一種集體式的生產組織。他讓農民在一個比較不脆弱的環境下協調出他們的生產（像是防風林[windbreak]、梯田[terraces]或其他防止土壤侵蝕的方式）（247）。
l Property relation：中國近二十年來的財產關係轉變，可用來幫助分析變遷中的生產與維生關係，以及變化對環境造成的後果（247）。重新界定財產關係是（分析）【農民對他們社群基本生存的entitlement和確保社會資本努力的結果】的核心（247）。
l 改革開放（reform）以後的中國，財產關係跟entitlement都改變了，也造成公共資本的破壞，導致了vulnerability（脆弱性，定義為：決定某人的生命與生活處在多少環境和社會風險的綜合性因素[Blakie te al. 1994]）的上升（247）。
n Swift（1989）提出「貧窮」跟「脆弱」的分別。許多有形、無形的財產（assets）其實跟互惠期待（expectation of reciprocity）直接相關，同樣貧窮的家戶，他們擁有的無形家戶財產不見得一樣，因此脆弱性也會不一樣（248）。
l 改革開放後，中國農民如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一樣暴露在市場對傳統共有財產體制的破壞下（248）。這顯示制度脈絡可以決定人們近用、控制資源，並進而影響資源的使用和環境的變遷（249）。
n 對資源和財產的近用標準變成市場優先、競爭，也就此帶來了不確定性（249）。
n 市場私有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策略，這對特別缺乏有力社會網絡的家戶而言更是如此。私有化鼓勵他們成為短期的機會主義者，致力於宣稱擁有或是消耗公共財【按：common property崩潰的故事】（249）。
n 對這些社會資本上特別脆弱的家戶，社會資本的近用變成個人主義式的積累策略【應該是要對照開放前後的社會資本運用狀態】（249）。
n Reform時代的中國，為什麼有些地方會脆弱性會增加，有些地方不會？有一種解釋認為關鍵在於村落社群的財產狀態（assets status），它是「脆弱性的首要決定因素」（250）。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l 環境政策如果想要觸及其社會和生物物理對象，必須處理資源使用和衰退的深層結構面因素（check翻譯）（Blaikie，1989）。這需要對於社會經濟矛盾與資源使用之間的關係有所理解──為何以及如何人們使用資源、這樣的使用有什麼衝擊（Kasperson and Dow，1991；Rieger，1978）。
l 在這部份，作者將entitlement provision（供應）和對財產的近用兩個因素的變遷放在國家環境政策的脈絡中，來測度（gauging）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和資源管理的衝突面向（251）。
l 中國的現代環境政策始於國民黨，經歷兩個階段的大轉變，其一為PRC的建立（1949），其二為1978以後的經濟轉型（251）。
China under Maoism: State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 Use Policies, 1949-1978
l 大躍進、文革時，仍保有約15%的可耕地是私有的（252）。
l 1972年大連灣紅潮、北京魚市場的魚遭到污染、UN的環境與健康協會成立，讓中國開始承認環境污染，推動環境政策（253）。
China under Market Reform: Decollectiv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l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1980年代）的創立，將大規模的土地切割成個別家戶控制的小塊土地（plots）。農業部門被國家暴露在地方無法控制的經濟力量之下。農民為了回應漸增的風險與脆弱性，開始以多樣的方式謀生。不確定的財產關係鼓舞了free-riding、造成了共有財產管理制度的崩潰，這嚴重腐蝕了共同資本財產（communal capital assets），進而造成農民的脆弱性增加（253）。
l 19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逐漸自經濟部門撤出、土地使用跟環境管理鬆綁給市場和地方政府，環境政策在1982-83年鄧小平時期遭到嚴重的後退（254）。
l 生產的去集中化造成環境管理的去管制化，以及土地在使用決策中不再被視為集體財產，而被廉讓給個別家戶或非正式的指揮者（254）。即使農民因此對土地生產的直接控制增加，但是隨著市場取代集體行動，削弱了土地和資源管理決策力。這讓農民生產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不穩定化（254）。
l 另外，鄉鎮企業（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的興起雖然提昇了農民的所得，但是也造成許多環境問題。包含農地轉工業用地、糧食作物轉經濟作物、壓迫到維生作物的生產、製造環境污染等等（255）。（255右邊有提到TVEs外於中國環保署的控制範圍之外）
l 弔軌的是，中國的環境法律在1980年代後是越來越嚴格的，但事實上中國的中央政府（一反他在其他政治領域中的做為），將環境管制安置在「apolitical」的命令主義中，這導致了一堆技術法令，而缺乏面對環境管理的政治問題（256）。因此，現代中國的環境政策使不上力，一方面以上這一點，另一方面，他通常是由脫離中國環境和社會脈絡的政治議程所推動（256）。
Case study from Henan Province
l 以南街、北徐和某村等三個村子的經歷展示中國經濟轉型下農村社會變化的多樣性，南街代表轉型成功的村落，多數村民不再從事全職的農業。北徐村同時維繫了糧食生產行為，但是也產生農民收入機會的多樣化。第三個村落，隨著去集體化跟私有化，經歷了快速的資源衰退，在缺少投資與生產和密集的資源使用下，基礎建設衰敗。該村在生活上的去領域化並未隨著收入機會的擴張而改善，最後導致勞動力出走和「state delegitimation」、日常生活形式的抵抗（257）。
l 三個村子的case，請看表一（263）。
Policy: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ocial proces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l 重點在新的經濟體制與社會關係比起舊的相對混亂，因此貪污、欺騙以及個人希望最大化收入的這種關係取代了舊的（266）。
l 在4.的狀況下，有勞動力的「家戶」開始採取分散策略（到各個地方去工作）以降低經濟風險，其中，對資源的爭奪是重要的環節（266）。
l 地方社會關係產生轉變，部份原因是local state正當性消失（247）。
l Refrom過程中，地方上的家族、親屬的力量仍然很強，未來的研究可以注意社區對企業或生意人施壓使其「負責任的使用資源」（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