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te Sensibilities: Discour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Making of Indonesia’s Natural Disaster, by Emily E. Harwell (2000),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1: 307-340.
摘要：
本文主要透過1997-1998印尼霾害事件討論不同行動者對災難的不同詮釋，以及造成這些分歧詮釋背後的權力關係。
在文章之始，作者即提出其理論觀點：「what is seen is a product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s chosen by different actors reveal (and support) different relations of power in society.」(308)亦即災害發生時，不同的行動者選擇性的關注或強調災害的不同面向，而這樣選擇性的關注反應了不同的社會權力關係。為了避免被批評為強建構論觀點，作者特別說「This is not to suggest that there is no real fire outside of anyone’s perception, but rather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diverse ways in which fires, as physical occurrences, are translated into ‘disasters’.」(308)。換言之，大火發生了，但是大火成為什麼版本的「災害」卻必須透過「轉譯(translate)」這個機制。
然而，轉譯如何發生？這事實上牽涉到特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境：「These translations unfold neither randomly nor in a predetermined fashion, but are the contingent products of particular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moments.」(308)換言之，作者在此也非一個純粹的結構論者，而是也強調了政治社會moment與脈絡的重要性。
在這樣的理論關懷下，作者引出本篇的關鍵技術「GIS」，後文可以看到不同的行動者，包含政府、捐助者與NGO都挪用GIS作為建構災害的重要技術（此時，在地農民的意見不再重要），作者在結論的部份強調技術在印尼霾害原因的詮釋中佔有很重要的角色，但並非簡單的技術決定論，相對的，不同行動者對於GIS技術有不同的挪用，我認為，在本篇中GIS技術反而是「為人為所用」，亦即遭到不同立場的使用者出來造就不同的論述效果。
因此，技術在此個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決定論述路線的決定因子，反而較接近做為立場差異各方的論述交會戰場，各方在其中彼此競爭與回應，這用作者的話說就是GIS作為一種「交叉語言」（lingua franca）。不同的行動者挪用GIS工具試圖建立不同的權力效果。例如，印尼政府在宣稱GIS與遙測作為監控大火影響的重要工具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向國際社會要求更多的器材與資源投注（我們需要更先進的科技，否則將無法控制住大火），同時，這個論述過程中也挪用了印尼長久以來的落後、有待發展意象，使得印尼落後待援的意象在國際社會中更為鮮明。
然而，對於批判的NGO來說，GIS系統讓他們看到了森林大火的不同起火點，進而使他們得以結合過去對印尼政府推廣雨林伐木和農場開闢政策的批判，發展出一套批判政府政策的回應：森林大火如一般說法中是原住民刀耕火耨惹禍，反而是大規模的伐木和農場開闢所導致。下表一即為我對本文各方災害論述所做的整理：
表一：不同行動者的災害論述
| 行動者 | 災害論述 | GIS角色 | 權力效果 | 頁數 |
| 印尼政府 | 大火是聖嬰現象導致，是無法控制的天然災害 | X | 大火是聖嬰現象導致，是無法控制的天然災害 | 318-9 |
| 印尼政府 | 大火源自氣候變遷，這肇因於第一世界為首的環境破壞 | X | 將災害責任轉嫁到第一世界上。正當化且支持不做為，因而複製了造成大火的各種條件 | 320-1 |
| 印尼政府 | 大火肇因於落後的火耕技術、大火持續是因為政府處理災害的技術工具不足 | GIS做為解決大火的關鍵技術 | 迴避了對森林政策的檢討、技術落後論將解決方案導向「需要更多發展」（同時指責國際社會協助不夠）、將發展政策持續指向原住民、（強調GIS）掩蓋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 | 321-3 |
| 捐款者 | 同樣強調遙測與GIS對於解決霾害的重要性 | GIS做為解決大火的關鍵技術 | 正當化對於許多以(GIS技術的)「能力建構」(capacity-building)為主的援助政策。【作者：因為這種政策能夠生產利潤、且較少政治爭議】、（同上）掩蓋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 | 324-5 |
| 捐款者 | 大火源於當地過於貧窮需要靠不正確的剝削環境方式才能生存 | GIS是中立的技術資源 | 將災害責任歸咎於在地人與印尼政府（無法推動有效率的發展） | 325 |
| 大火肇因於生態破壞和擴大社會不平等的森林經營政策è批評政府和農場，後者正是造成大火的直接元兇 | GIS（這種亦受到官方支持的技術）做為解決大火的關鍵技術，但反過來提供了與官方不同的證據 | 發展對抗性論述做為對抗New Order（訴求民主化）的武器。 過度依賴GIS：掩蓋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同其他欄位） | 326-7 | |
| 農民 | 大火肇因於傳統秩序的崩壞，許多當地人不再利用傳統的方法控制火耕è進一步延伸到認為大火反應了宇宙秩序不和諧，而宇宙失序其實源於特許開發者、政治人物跟執法的貪婪和墮落（視為伐木跟農場開闢的共犯） | X | 作者特別強調「貧窮」這個官方、捐款者、NGO共同強調的概念並沒有在農民論述中出現（331）！農民強調的是社會不正義與道德混亂。 火災成為local藉以批評在地人產權遭到剝奪、以及批評外在不正義的論述資源（武器） 災害源於人類社會，因此人類有責任解決災害 | 330-1 |
事實上，本文在提出各方論述之前，特別花了一小節討論印尼地區森林開放政策的政治生態學。我以為，這節的討論有助於釐清作者的立場：Harwell不只試圖呈現論述的多樣性或是解答這樣多樣性形成所依據的社會脈絡，透過本節，我們得以看到她針對印尼森林政策和大火之間的關聯有一些批判性的分析。例如，蘇哈托的「新秩序」(New Order)政權為了加速推動森林開發以推動現代化，竟然允許開發者跟原住民一樣用火燒的方式清除森林，削弱了國會中所推動的「Zero Burn」法案（313-4）、鼓勵森林農場的開闢使得原住民喪失土地，進而造成其對於放火焚林之不在乎（甚至是故意）（315）等等。
在結論的部份，作者花了比較多篇幅討論技術（做為一種再現技術）跟論述之間的關係。印尼案例讓作者結論道再現（GIS、遙測）跟論述並非必然的一對一結合關係，在本案例中我們也確實看到，GIS技術如何為不同的行動者所挪用對抗，作者說：
Therefore, while discourse makes use of specific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to serve particular agendas, these representations are not necessary parts of any particular discourse, rather they also contain the potential for innovation and flexibility. Their presence as part of a discourse is contingent, and in particular political and social moments may produce strange convergences and collaborations. (332, 底線為本摘要所加)
因此：
GIS has become the battleground and the very means by which different viewpoints are argued is a consequence, not of the inherent or ontological superiority of GIS as a source of ‘truth’, but of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social moments. (332, 底線為本摘要所加)
站在這樣比較彈性、非決定論的立場，作者展望一個S. Harding與D. Haraway所強調的科學民主概念「重殖科學(recolonization of science)」(333)，簡言之，科學必須重新為解放和社會正義所用，成為這些抵抗的策略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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