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摘] Knowing Nature, Introduction, by Mara J. Goldman and Matthew D. Turner

Knowing Nature

Introduction, by Mara J. Goldman and Matthew D. Turner

Goldman, M. J., P. Nadasdy and M. D. Turner (edi.) (2011) Knowing Nature: conversa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and science stu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以西非薩哈拉地區的土地利用歧見為開場，作者們首先指出不同行動者對於同樣土地會有不同的解讀（page 1-2）。然而，從對於政治生態學者（political ecologist）而言毫無新意的開場，作者們進一步提出了有趣的質疑：這些對於不同土地意義的解讀，只是因為不同的物質利益所造成嗎（page 2）？顯然，作者們的立場是否定的，她們指出，對於土地的理解（至少在這個案例上）涉及了對於土地變遷的知識，而土地變遷本身又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環境政治（environmental politics）必定為知識的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page 2）。

作者們進一步將知識的政治界定出三個面向：知識的生產、知識的應用與知識的流通（page 3）。不過，作者在（我認為類似Latour在Politics of Nature中的說法）這邊強調反對傳統環境研究把知識的生產跟知識的應用視為兩個可以切割開來分析的領域（page 3）。可以說，在這邊作者不斷地反覆強調環境政治即有關於環境知識的政治。

站在政治生態學應該與STS結合的立場上，作者們的論證方式是兩者如何彼此需要。在結構上，作者們首先各自回顧政治生態學與STS，並從其中摘要出該領域幾點特質（PE:3; STS: 5），並藉著這些特色指出其實兩個學科之間原本已經有深厚的合作基礎，但可以進一步合作的原因又在何處。

首先，政治生態學從初期挑戰新馬爾薩斯論（如公有地的悲劇：tragedy of commons）的立場到1990年代後炸彈開花般的出現令人眼花撩亂的多樣性，其發展的趨勢在於越來越走向反省權力、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分析方式（page 6）。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們認為政治生態學有三個需要STS的基礎特色。首先是 A commitment to incorporating understanding of biophysical processes that underli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換言之，以環境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生態學，無法逃避環境變遷中的生物物質過程。而事實上政治生態學的奠基研究所關注的本來也就是土壤流失的過程。所以，政治生態學者經常跨出純「政治」領域的分析。然而，政治生態學者經常過度依賴自然科學家提供的資料，失去對這些環境知識來源的判性檢視（page 8）。其次是政治生態學 Emphasis on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within particular places and historical moment，白話說就重視時空脈絡，或者重視個案。當然，這些個案必須被放在更大的全球因素下理解，晚近的政治生態學也對於全球性的知識流通對地方的衝擊有不少討論（page 9）。第三點是Strong commitments to social justice，這邊主要強調政治生態學對於地方的、原住民的知識的關注（page 9）。

不過，這些略顯瑣碎的說明其實都在指出一個辯題：即如何更深刻的思考知識政治？如何透過深刻的思考把環境知識去本質化（de-essentialize）？這邊作者驚鴻一瞥地提出第一個取向竟然是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不過並沒有在此多加論述，而是強調去反省過去將知識的生產（及傳播）與應用分開的思考取向（page 10），這也正是作者們暗示政治生態學需要向STS取經的論點。

那麼STS如何？在概覽一些STS常用的分析概念後，作者列出五個STS的主張跟要點，但我認為列舉過於瑣碎，不如直接切入作者談STS為什麼需要與政治生態學合作。在此，作者認為，STS已經從西方為中心的主流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取向括及許多「需要做田野」的科學，例如生態學、保育生物學。更重要的是，作者認為STS在分析科技時經常會偏向扁平的看待環境知識在傳播與應用上的不平等權力梯度（power laden，page 14）。岔出來說，我覺得這邊作者顯然有點拿社會世界理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紮稻草人了。不過，無論如何，作者認為STS需要政治生態學的權力分析估點，以及政治生態學擅長的非西方環境知識。

其實我覺得主要要點已經說的差不多了，但是，從前面談到的分析切入點：知識的生產、應用與傳播上來看，我們還是不太清楚為什麼作者切出這三點（與其重疊、邊界模糊處）來做為本書編輯和掌握個案的架構，作者在此（page 15）給了三點理由：1.  The myriad of infl uences and complex politics that shape multipl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 as they circulate and are “applied” i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2.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society and nature are co- produced: processes that are materially and discursively mediated through the activities of nonhuman and human members of the environment; 3. The ways in which knowledge is embodied within and imperfectly translated across power- laden social networks。直接貼上來有點偷懶，不過我覺得要點在於三個面向：環境知識的多樣性（1）、知識生產過程上的co-production（2）、知識的傳播（轉譯出去）的方式（3）。我私以為，這三點其實又可以倒過來連回前面作者強調PE與STS需要攜手合作時的兩個研究重點：非西方環境知識、對權力梯度的強調。

怎說呢？當作者在談環境知識多樣性的重要性時，其實是在談STS不要再稿西方的大科學了，而政治生態學者也不要再只稿資源政治了，政治生態學位何不想想我的環境知識從何來？STS也該想想我只關心西方知識構成何種知識暴力？結論我覺得就是強調一個後殖民取徑的環境知識研究（page 16）。而在討論知識的生產過程上，作者對於STS喜歡在本體論上談混淆自然與社會的邊界這檔事，不是很滿意，不論用詞是hybrid, cyborg, boundary object…，這邊的用意還是在帶出一個權力觀點（page 19）。最後，知識的流通或傳播，對於STS來說是個老問題，對政治生態學者而言也不陌生，但同樣的，政治生態學者拙於跨越環境敘事觀點、STS學者，再一次，對於如何構成最後勝者的（權力）因素說的不清楚（page 20）。

其實我覺得說來說去，這個introduction主要就是在談：STS跟PE應該合作的幾個基礎跟原因。然後，它們可以攜手走向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呢？至少看起來作者期許的是：能打破知識生產→應用的分析框架、多做一點非西方的環境知識（其實還引用Harding的說法：所有的環境知識都是地方知識[page 17]，也就是希望把不同的知識等同看待），最後，權力觀非常重要。

我自己的意見，初步讀完覺得雖然對權力的強調看似鏗鏘有力，不過是否又會走回各式各樣把事物二分的老路（至少在權力的梯度上有上也有下）？另外，這樣的研究取徑，似乎還是走著西方學界喜歡的路子：從第一世界歐美頂尖的實驗室跳出來，一跳跳到所謂第三世界那些「正面臨支配的」地方知識。拋棄混雜，是不是也拋棄如東亞或是世界其他「半邊陲」國家各種很難清楚區分源頭的科學與技術實踐？甚至，從第一世界直通第三世界的做法，是不是一種環境倫理上的取巧？突然想到今天所看的「老鷹想飛」，灑落葉劑來加速紅豆收割，是第一世界綠色革命的遺毒？還是（接近）第三世界、草根的特殊人與環境（互相毀滅的）關係？我們都說不要批評誰誰誰，但在環境政治上我們總是希望誰誰誰能改變一下，只是，那個誰誰誰在我說的這些尷尬的「半邊陲」國家似乎不太清楚，而那個誰誰誰是對的、誰誰誰又是錯的的判準，也還挺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