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文獻：
劉華真（2011） 〈消失的農漁民：重探台灣早期環境抗爭〉。《台灣社會學》，第21期，pp. 1-49。
劉華真在此（p. 5）首先指出印度、拉美學者與台灣學者在處理環境運動中的「農漁民」角色的不同，前者強調經濟生存、後者強調「公共衛生式的『純生存』」。
劉華真由此出發回答她的研究問題：為何台灣環境運動研究上，農民漁民的角色和印度、拉美研究者為何有所不同？
正如劉華真所說的，或許，與其說這是國情不同，還不如說是兩方研究者所採取的環境社會學理論有所不同，台灣強調公共衛生式的「純生存」問題，很容易將抗爭區分為「外地人」與「在地人」（由「在地人」承受各種環境破壞所導致的公共衛生危害），相對的，印度、拉美學者受到「政治生態學」（PE）的影響，強調環境衝突來自資源競爭，因此會將類型學視角放在不同資源使用者上。
劉華真的論點，大致如上所述，而在證據上，她透過將環境運動史回溯至1970s 進而強調她發現農漁民在早期扮演吃重的角色，然而，受到前段談到的「環境運動公共衛生式想像」的限制，農漁民逐漸被以「當地人」的身份所替代，也使得農漁民以及與其相應的權力抵抗和環境運動的脫節。換言之，我們除了說（1）研究者「忽略」農漁民角色外；也可以進一步說（2）這樣的文化想像（忽略）也導致了環境運動和農漁民社會行動的脫節。
摘要論點大致如上，以下是我的評述：
1) 首先，劉華真的論點很有趣，放大來說，這可以稱為從文化想像／論述層面去解釋環境運動何以（不如拉美、印度）和農漁民的社會行動脫節。
但是，光從文化想像去解釋足夠嗎？由於取樣主要是媒體資料庫，因此本文缺乏對於1970年代環境運動背景的分析。劉華真提到晚近的大埔事件等與農漁業相關的社會爭議，但是如果說1970s和2010s都有激起農社會抗爭的社會條件，相對1980s~2000s之間就較少，也許也可以說得通。
換言之，缺乏對農漁民社會形態與農漁民社會運／行動關係的探討，驟下此結論，似乎有點大膽。
2）此外，劉華真在第四節（p. 39）引用政治生態學的觀點提到：
研究者可能很難毫無保留地將反抗工業污染的行動稱為 「保護環境」。但早有研究指出貧窮是生態危機的主因，貧困、資源 不足導致不當的自然資源使用，而不當的資源使用又回過頭來惡化貧 窮問題(Watts and Peet 2004:9-10;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28-31)。假設農漁民有足夠的經濟資源與政治實力 而無須擔心水源供給與土地利用，也假設農漁民所背負的經濟壓力沒 有大到需要濫捕海洋生物，採用毛利較高、但深受市場波動影響的單 一作物，靠天吃飯的農漁民仍會持續從事不環保、不永續的生產活動、製造「農業公害」嗎？純以自然、生態保育的觀點來衡量弱勢群 體的經濟行動，隱藏著「譴責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的偏見。
此處的論點有趣但值得細談：台灣的農漁民在什麼程度上是貧窮（並自認為貧窮）【經驗上，多數台灣小資產經營者永遠都認為自己資本不足需要「節流」，所以，到底是節省的意識型態還是真正「貧窮所迫」值得進一步談】？以及，這樣的貧窮如何導致資源濫取及環境的破壞呢？這仍需要研究。
例如：超抽地下水這件事情，私井確實成本低，但是和水租比，私井並沒有比較便宜，私井體現的是管理上的方便（不必配合水圳系統取水），這樣其實必須從水圳系統的失靈來談，這裡又不只是農民缺乏經濟資源的問題，因為即使農民很有錢，他也有可能為了便利而抽水。
當然，或許可以從農民缺乏政治權力來解釋，即如果當農民擁有管理水圳、共管水資源的政治權力時，地下水是否還是個選項？不過即使這樣談，我還是認為從「缺乏經濟資源、政治權力導致資源濫取、破壞環境」的角度來解釋地下水超抽，恐怕還是有點過於簡化，至少，台灣農民本身的牟利性質和農業的高度商品化，或許會讓農民在自然資源利用的選擇上不同於純粹求生存者（也就是傳統PE學者在談的那些農漁民）
換言之，我覺得回到社會學的角度，重新理解各種時代的農漁民社會（或用PE的話說：LM, Land Managers）的經濟型態、資源近用形式－－當然還有意識形態－－也是理解近期和過去各種農業社會行動的關鍵。
3) 吹毛求疵一下，政治生態學往往是在回答「ＬＭ依賴環境所生存，為何去破懷環境？」這個問題。研究取樣上，比較常見的是去尋找ＬＭ與環境危機（或保育行動）之間的連結，將取樣放在抵抗運動上，當然相對容易以「外地資本／國家vs.農漁民」的簡單馬克思主義框架來解釋，但對LM社會的描述，相對之下就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