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摘] The Politics of Connectivity Across Human-Occupied Landscapes: Corridors Near Nairobi National Park, Kenya

Ref. 

Goldman, J. M. (2011). "The Politics of Connectivity Across Human-Occupied Landscapes -- Corridors Near Nairobi National Park, Kenya". In Mara J. Goldman, Paul Nadasdy and Matthew D. Tuner (eds.) Knowing Nature: Conversatio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and Science Studies. PP. 186 - 202.

簡介

在本文中，作者探討肯亞奈洛比國家公園擬畫立生態「廊道」(corridor) 的爭議。如同「尋常」的政治生態學研究，生態廊道的劃設涉及當地原住的馬賽人(Massai)和保育團體的衝突。然而，作者發起一個 STS 式的提問：為何corridor很少引起（各種科學領域、保育團體與政府）的質疑？在借用Social World Theory 中的 Boundary Object, Bandwagon 與 Standardize Package 三個概念後，Goldman指出 corridor 因為具有 Boundary Object 與 Standardize Package所描述的特質，因此被建構為一個doable因而廣被接受的 Bandwagon。不過，Goldman進一步指出，一個觀念（如corridor）可以為Boundary Object進而成為Standardize Package而在許多Social Worlds中被廣為接受，其實也有可能在某些 Social Worlds 被拒絕。這種不同的詮釋彈性涉及當地的歷史與文化，如馬賽人對國家公園的理解。

總體來說，本文簡單利用Social World Theory 的 Boundary Object 與 Standardize Package來重解一個常見的政治生態學議題（Bandwagon在本文被應用的程度很低）。我認為，Goldman確實展現出政治生態學議題可以由STS的取徑切入討論的一個面向，或說，政治生態學議題明顯有STS的面向。但是，本文在寫作上仍透露出「一邊是政治生態學議題（當地人與保育團體的緊張、當地政客如何操作corridor和其他保育概念……）」、一邊是STS議題（特別在解釋corridor如何成為一股重要的保育政策、知識基礎）」的味道。當然，這樣回應與其說是批評，倒不如說只是一個讀者的初步心得，只是小小的期待政治生態學能與STS有更好的 hybrid，或是成為雙方的cyborg (?) 了。

速摘

計畫設立穿越保護區的生態廊道(corridors) 規劃在肯亞的 Kitengela 鎮引起當地人的疑問與不滿，許多當地人認為這是外地人或白人(wazungu)帶來的土地掠奪陰謀 (pp. 186-187)。然而，對於關注野生動物保育的 NGO和保育科學家而言，生態廊道是「非做不可」而且極為「迫切」的保育實做  (p. 187)，身為野生動物保育的社會科學家網絡的成員，Goldman也在這個緊急動員之列，然而，社會科學家較為謹慎，最終並未加入這個遊說網絡，這引起許多保育科學家的不滿 (p. 188)。

以此故事為開端，Goldman 提出她的第一個問題：為何 corridor (生態廊道) 對於這個保育網絡中的人而言是如此自然、無涉政治、不會被質疑其適當性的構想或實做 ？(corridors are presented as outside of politics, as necessary and urgent. Nobody in Tanzania or Kenya ... seems to be questioning th appropriateness ... of corridors. p. 188) 更重要的是，在各式各樣的野生動物管制政策，如 community-based wildlife management (Tanzania)、relegalize hunting 跟 game cropping (Kenya) 都很容易引起爭議與批評，但Corridors的問題相對小很多，作者想知道何以如此 (p. 189)。

Goldman利用 Social World 的幾個概念來回答這個問題。簡單說，她認為在野生動物保育界，原始的概念其實是 ecological connectivity，可是這東西很難評量 (measure) ，能被視覺化因而被認為具有 doability 的corridors 反而比較能被接受。這種 doability 來自於兩個地方：corridors這個觀念穿透不同的 arenas 以及其物理建構 (p. 189) 而被保育科學與政策廣為接受，從而成為 bandwagon ，成為具有排除其他保育政策選項的最重要保育概念(p. 190)。

何以如此？作者認為這是因為 corridors 具有 social world 所謂 boundary object 的特性(引用 Fujimura的定義)：

boundary objects are objects which are both plastic enough to adapt to local needs and constrains of the several parties employing them, yet robust enough to maintain a common identity across sites. (p. 190)

corridors 其實模模糊糊的，它可以在不同的保育領域中被轉譯為不同的概念，粗略來說，它同時被認為在功能上(functionally) 具備讓野生動物通過、連接棲地的功用。但是在結構上(structurally)又具有真正的地景意義(p. 190)。總之，corridors 沒有被清楚定義，這反而讓不同的保育知識界都可以理解、溝通(pp. 190-192)。

不僅如此，corridor最後還透過standardize package成為保育實做的固定操作，這裡作者其實指出一個重要事實（但沒有被她放進解釋中） ，即加強保育的時效性和急迫性讓學術、方法和技術（如類似部落地圖或GIS）都能夠很快的結合在corridor上：保育NGOs、GIS、mapping、CBC、island biogeography ...都被捲了進來 (pp. 192-193)。

可是，這樣一個保育的bandwagon走入保育現場會如何呢？因應奈洛比地區土地私有化與開始買賣的潮流，開始有人築起籬笆，這個舉動對於野生動物的生態具有負面影響。因此就有NGOs提出跟當地人合作來保持土地向野生動物開放的計畫。這個計畫一開始挺成功的，不過還是有備一些保育機構詬病太過理想，認為要保護國家公園就應該把它圍起來，以免被擴張的都市貧民影響 (pp. 195-196)。

在這樣的氛圍下，保育團體和合作推動保存開放空間給野生動物的政府單位開始希望推動一個新的總體土地規劃計畫(Master Plan)來解決這個問題。結果（這邊又是一個重要事件，但作者也沒有把它納入最後的討論）中間有人讓這個計畫「迸孔」，然後就引起當地社群激烈的討論與反對。有趣的是，這個引發爭議的過程中，這個計畫被詮釋（或片面強調）corridor的部份，而且被理解成保育人士跟政府的圈地陰謀，而map上又有關於corridor的路線劃定，更加強當地人的擔憂。最後，甚至是政治人物都開始跳出來切割：master plan是支持當地人維持生態觀光發展的好東西，支持；對於corridor則多半表示不知情或反對。

總之，如同摘要所談到的，本文的經驗案例似可以在兩個面向討論：首先，corridor成為保育政治的bandwagon，是因為它具有 boundary object 跟 standardize package的特色。但是，這東西「流通」到了地方社會，就會跟當地的歷史和文化（過去被保育政策圈地的不良印象）結合，因此它的效果也不見得完全是穩定化或引起合作。對於實做問題，作者在最後給了一個STS味很濃的說法：

While there is general agreement that ecological connective matters ... , connectivity depends on many factors, and setting up "wildlife throughways" does not necessarily enhance landscape connectivity. It can, on the contrary, further divide the landscape into places of people and places wildlife. This c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if we discover that some wildlife prefer to be in places with people and livestock. It could, in the end, encourage the very fragmentation that corridors are proposed to heal. (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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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感覺，除了前面談到覺得書寫上有點分裂外，從歷史社會學（其實我只懂一點皮毛，不過，就是從這些皮毛去引申……）的觀點，某些關鍵事件，如master plan流出、以及對於master plan的詮釋為何變成corridor的歷史條件等等，似乎還有很多除了把這個個案以boundary object或standardize package來定位以外的理解可能。

[速摘] Knowing Nature, Introduction, by Mara J. Goldman and Matthew D. Turner

Knowing Nature

Introduction, by Mara J. Goldman and Matthew D. Turner

Goldman, M. J., P. Nadasdy and M. D. Turner (edi.) (2011) Knowing Nature: conversa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and science stu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以西非薩哈拉地區的土地利用歧見為開場，作者們首先指出不同行動者對於同樣土地會有不同的解讀（page 1-2）。然而，從對於政治生態學者（political ecologist）而言毫無新意的開場，作者們進一步提出了有趣的質疑：這些對於不同土地意義的解讀，只是因為不同的物質利益所造成嗎（page 2）？顯然，作者們的立場是否定的，她們指出，對於土地的理解（至少在這個案例上）涉及了對於土地變遷的知識，而土地變遷本身又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環境政治（environmental politics）必定為知識的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page 2）。

作者們進一步將知識的政治界定出三個面向：知識的生產、知識的應用與知識的流通（page 3）。不過，作者在（我認為類似Latour在Politics of Nature中的說法）這邊強調反對傳統環境研究把知識的生產跟知識的應用視為兩個可以切割開來分析的領域（page 3）。可以說，在這邊作者不斷地反覆強調環境政治即有關於環境知識的政治。

站在政治生態學應該與STS結合的立場上，作者們的論證方式是兩者如何彼此需要。在結構上，作者們首先各自回顧政治生態學與STS，並從其中摘要出該領域幾點特質（PE:3; STS: 5），並藉著這些特色指出其實兩個學科之間原本已經有深厚的合作基礎，但可以進一步合作的原因又在何處。

首先，政治生態學從初期挑戰新馬爾薩斯論（如公有地的悲劇：tragedy of commons）的立場到1990年代後炸彈開花般的出現令人眼花撩亂的多樣性，其發展的趨勢在於越來越走向反省權力、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分析方式（page 6）。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們認為政治生態學有三個需要STS的基礎特色。首先是 A commitment to incorporating understanding of biophysical processes that underli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換言之，以環境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生態學，無法逃避環境變遷中的生物物質過程。而事實上政治生態學的奠基研究所關注的本來也就是土壤流失的過程。所以，政治生態學者經常跨出純「政治」領域的分析。然而，政治生態學者經常過度依賴自然科學家提供的資料，失去對這些環境知識來源的判性檢視（page 8）。其次是政治生態學 Emphasis on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within particular places and historical moment，白話說就重視時空脈絡，或者重視個案。當然，這些個案必須被放在更大的全球因素下理解，晚近的政治生態學也對於全球性的知識流通對地方的衝擊有不少討論（page 9）。第三點是Strong commitments to social justice，這邊主要強調政治生態學對於地方的、原住民的知識的關注（page 9）。

不過，這些略顯瑣碎的說明其實都在指出一個辯題：即如何更深刻的思考知識政治？如何透過深刻的思考把環境知識去本質化（de-essentialize）？這邊作者驚鴻一瞥地提出第一個取向竟然是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不過並沒有在此多加論述，而是強調去反省過去將知識的生產（及傳播）與應用分開的思考取向（page 10），這也正是作者們暗示政治生態學需要向STS取經的論點。

那麼STS如何？在概覽一些STS常用的分析概念後，作者列出五個STS的主張跟要點，但我認為列舉過於瑣碎，不如直接切入作者談STS為什麼需要與政治生態學合作。在此，作者認為，STS已經從西方為中心的主流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取向括及許多「需要做田野」的科學，例如生態學、保育生物學。更重要的是，作者認為STS在分析科技時經常會偏向扁平的看待環境知識在傳播與應用上的不平等權力梯度（power laden，page 14）。岔出來說，我覺得這邊作者顯然有點拿社會世界理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紮稻草人了。不過，無論如何，作者認為STS需要政治生態學的權力分析估點，以及政治生態學擅長的非西方環境知識。

其實我覺得主要要點已經說的差不多了，但是，從前面談到的分析切入點：知識的生產、應用與傳播上來看，我們還是不太清楚為什麼作者切出這三點（與其重疊、邊界模糊處）來做為本書編輯和掌握個案的架構，作者在此（page 15）給了三點理由：1.  The myriad of infl uences and complex politics that shape multipl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 as they circulate and are “applied” i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2.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society and nature are co- produced: processes that are materially and discursively mediated through the activities of nonhuman and human members of the environment; 3. The ways in which knowledge is embodied within and imperfectly translated across power- laden social networks。直接貼上來有點偷懶，不過我覺得要點在於三個面向：環境知識的多樣性（1）、知識生產過程上的co-production（2）、知識的傳播（轉譯出去）的方式（3）。我私以為，這三點其實又可以倒過來連回前面作者強調PE與STS需要攜手合作時的兩個研究重點：非西方環境知識、對權力梯度的強調。

怎說呢？當作者在談環境知識多樣性的重要性時，其實是在談STS不要再稿西方的大科學了，而政治生態學者也不要再只稿資源政治了，政治生態學位何不想想我的環境知識從何來？STS也該想想我只關心西方知識構成何種知識暴力？結論我覺得就是強調一個後殖民取徑的環境知識研究（page 16）。而在討論知識的生產過程上，作者對於STS喜歡在本體論上談混淆自然與社會的邊界這檔事，不是很滿意，不論用詞是hybrid, cyborg, boundary object…，這邊的用意還是在帶出一個權力觀點（page 19）。最後，知識的流通或傳播，對於STS來說是個老問題，對政治生態學者而言也不陌生，但同樣的，政治生態學者拙於跨越環境敘事觀點、STS學者，再一次，對於如何構成最後勝者的（權力）因素說的不清楚（page 20）。

其實我覺得說來說去，這個introduction主要就是在談：STS跟PE應該合作的幾個基礎跟原因。然後，它們可以攜手走向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呢？至少看起來作者期許的是：能打破知識生產→應用的分析框架、多做一點非西方的環境知識（其實還引用Harding的說法：所有的環境知識都是地方知識[page 17]，也就是希望把不同的知識等同看待），最後，權力觀非常重要。

我自己的意見，初步讀完覺得雖然對權力的強調看似鏗鏘有力，不過是否又會走回各式各樣把事物二分的老路（至少在權力的梯度上有上也有下）？另外，這樣的研究取徑，似乎還是走著西方學界喜歡的路子：從第一世界歐美頂尖的實驗室跳出來，一跳跳到所謂第三世界那些「正面臨支配的」地方知識。拋棄混雜，是不是也拋棄如東亞或是世界其他「半邊陲」國家各種很難清楚區分源頭的科學與技術實踐？甚至，從第一世界直通第三世界的做法，是不是一種環境倫理上的取巧？突然想到今天所看的「老鷹想飛」，灑落葉劑來加速紅豆收割，是第一世界綠色革命的遺毒？還是（接近）第三世界、草根的特殊人與環境（互相毀滅的）關係？我們都說不要批評誰誰誰，但在環境政治上我們總是希望誰誰誰能改變一下，只是，那個誰誰誰在我說的這些尷尬的「半邊陲」國家似乎不太清楚，而那個誰誰誰是對的、誰誰誰又是錯的的判準，也還挺模糊的。

[速記] Geography redux?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geography (Neil Smith)

　　
　　Smith 一開始用Soja的話說，各式各樣的「post-……」很重要，但是這必須被當成「part of larger recentring of geograph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theory」(547)

　　接下來是一串地理學史的回顧，Smith先引 Hartshorne的說法，後者主張德國地理學與英美地理學的相似性與起源於康德的地理學，，但是受到後續學者如Elkins 跟 Buter的反對。Smith 簡述反對理由後指出Hartshorne的脈絡是他做為一個反20世紀初現代主義的地理學者、新康德主義者。

【說實在，這邊缺乏脈絡，為什麼討論Hartshorne不太清楚……】

　　接在討論德國地理學脈絡的背後，Smith在 II 部份的開頭談到有另外一支於1980s晚期發展出來的德國地理學史討論，這支脈絡有兩派在爭論：右翼的納粹地理學復興派跟反省納粹地理學的洪堡學派。納粹地理學的遺緒－－territorial ideology仍然影響著德國地理學界。

　　於稍晚的1989年發生了東歐鐵幕鏽蝕和柏林圍牆倒塌這些標誌性事件，同時，後現代主義逐漸影響了社會科學界。Soja的後現代地理學(Postmodern geographies)也於此年出版，他主張「對批判社會理論中空間之重估」與後現代主義的複雜關係。Smith認為這支對社會理論中時間總是優於空間的反省，與解構現代主義具有潛在的聯繫（551）。

　　強調多元主義、碎裂、差異和多樣性的後現代主異地理學通常與地方性(locality)連結在一起，不過，Harvey反對這樣的看法，他批評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二分，指出後現代主義並未消滅現代主義，因為現代主義並非如其他研究者所主張，是整體的(totalistic)。Harvey試圖將「後現代」經常強調的文化問題理解為由文化重導(reintroduction)經濟問題（552）。

　　【其實我已經快不行了……】當然無論是Harvey還是Soja都逃不過女性主義的批判(552-553)……總之，Smith指出地理學與（後現代）社會理論的結合還是取得學術上的優勢位置，但是，Smith認為這種'the cry for the local' 有流於形式的危險，他主張，重估空間與空間的物質性失去了關聯，但也不是毫無聯繫。這塊東西尚未理論化、沒有人將之說清楚，但是這很可能是後現代政治與智識活動的關鍵，也是地理學的「空間」在此間能走多遠的關鍵(553)。

　　第IV節討論History跟Geography的連結，警告地理決定論的危險(554-555)，並在最後一節強調地理學者還是得瞭解到自己研究的政治效果，並主張追隨洪堡學派重新發現地理學與納粹之間關係的意願與能力。銜接第IV節，主張如果我們真的要認真看待空間或自然在社會理論中的位置，我們不能忽視地理學的歷史(555)。在最後，認為地理學不應該被如何在學院中生存的問題所勾引，我們應該問什麼樣的地理學問題？什麼樣的答案應該被找尋，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555)。


　　

摘要與評述：Mapping Boundaries, Shifting Power: The Socio-Ethical diemensions of Participatory Mapping

　　最近又開始整理一些和製圖、GIS有關的文章，這一部分是自己的興趣，一部分也是因為開始思考以製圖作為田野敲門磚的可能性，由此角度來看，Fox等人這篇文章就挺重要了。

　　這篇文章的主架構其實很單純，一開始交代了發問，身為參與式繪圖的實踐者，Fox等人思考將空間資訊技術（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IT）帶到草根、地方社會後，除了原本宣稱的各種讓在地人得以被Empower的效果以外，還有沒有什麼別的非意圖後果？（see p.1）

　　當然，這個文章能夠被寫成，SIT的引入必定有一些原本抱持善意的參與者所意想不到的非意圖－－這邊其實主要是負面的－－後果，作者們將其區分為三個面向：影響人們的空間觀與價值（changing patterns of spatial perceptions and values）、影響對資源的知識和權力宣稱（knowledge and claims of resources）、在制度層次上的結構和組織壓力（structural and organization stresse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p. 2)，後面作者們大致依據這三個面向，條列出SIT帶入運動（或地方、草根）的各種可能的危險。

　　或許這篇文章設定的對象是製圖專家，因此作者花了一些時間解釋「工具」（tool）和「技術」（technology）的不同，他簡單指出了兩點關鍵：首先，前者不會有所謂的"Exit Right"(ER)，簡單的說，ER有點像是孫悟空面對的如來神掌，一種你不使用或不主動與其發生連結時，仍然永遠擺脫不掉那東西的狀態：工具你不用時就擺脫了它，因此不具ER問題；相對的，技術很有可能當你不使用它時，它仍時時與你相關。其次，如同許多STS學者有談到的，技術研究必須注意其處於一個社會系統和價值中（p. 4）。

　　這裡比較有趣的概念是ER，作者提出ER後就引出了本篇最重要的概念：反諷效果（ironic effect），也就是說當我們發展某技術時，我們往往是認為good for one person就good for all people，但是反諷效果告訴你技術系統的發展往往不是人所能控制，它往往像有生命一樣越辯越複雜、超出人類控制，而且會要求社會不斷餵養它，這邊舉的例子是汽車技術，這本來是為了解決各種運輸問題和都市污染（相對於馬糞），但是後果大家應該都很清楚：空氣污染、塞車以及越來越多的汽車（p. 5）

　　回到SIT上，作者在第 7到12頁開始類似條列式的舉出參與式地圖的各種非意圖麻煩，我也大致條列式的整理如下：

• 繪製權力（Mapping Power）

1.  繪製地圖有助於社區宣稱他們自己的土地權利，但是也有讓外人獲得其知識的危險，而作者在後面有提到共有財產（common property）往往是一種對脆弱資源的隱密知識，知識由地圖暴露出來後可能反而危及這些脆弱資源。 
2. 承上，繪製地圖當然也更容易讓當地政府去理解甚至進一步監視地方資源。
3. 簡言之，控制地圖表示有可能控制資源的知識，進而控制地方，對更有資源取得地圖的一方相對更有利。 

• 對社區價值的衝擊（Impacts on Communities' Value）

1. 對一些根本沒有「固定邊界」、「確定空間」的族群，繪製地圖表示強迫他們固定下來，用一種固定邊界、確定空間的空間概念來思考資源配置和權利宣稱。
2. 即使繪製地圖者可以辯稱，繪製地圖本身並不一定會帶來對各種族群（包含原本空間觀非固定的）的資源重劃（爭奪），但是，作者強調SIT的出現無疑會加速了這個過程，而且往往是朝向私有化發展。（這點直得再思考）
3. 對原本不搞SIT 的社區或族群而言，SIT的出現（我認為應該加上SIT被納入體制後）讓你不搞地圖、不搞SIT就輸了！因為人家拿圖宣稱了自己的傳統權利而你沒有，或許你原本應有的權利就掰掰了。這就接到前面談的Ironic Effect。 

• 對NGO的影響（SIT and NGOs）

1. SIT成為潮流，很多支持NGO的捐款者想要玩這個，但是小NGO不見得有能力繼續維持其運作（恩，這小弟我有切膚之痛）。
2. SIT在很多部落或社群流行，這讓NGO疲於追逐SIT，消耗組織資源。
3. 懂SIT和受傳統社會科學訓練的ＮＧＯ工作者相處衝突。
4.  SIT做唯一種外來技術，與在地人溝通困難。

　　對於以上種種危險，作者在最後"Summery"的地方強調，他們並不是要阻止SIT的發展，但是希望SIT的推動者必須有所警覺，而他們提出來的改進方案，則是還是得好好跟當地人溝通，把技術風險跟潛在的負面都告知在地人（好歹達到一個你情我願的狀態吧我想！）

　　以上簡單的摘述本文重點，我的評論，前面的括號裡面已經提到一些了：首先就是解決方式，恩。。我也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但這篇文章好像沒有強調一個重點，即「有沒有可能重塑一個不見得一定什麼都要SIT的institution」，例如，SIT為什麼會成為NGO和community「不能選擇的路」，作者就沒有交代的很清楚，但依稀還是跟私有財產權不斷侵入各個偏遠社群或地方有關，這部份或許更直得深入討論。

　　第二點，雖然我覺得這篇應該是以實用指南的角度來看待，但仍不免想指出這裡指出的各種危險在分析層次上有點混淆：例如有一些是文化衝突，認識論層次的問題，甚至倫理的問題，有些則是偏向技術或組織的問題，這要混而一談除了讓小弟讀來奇怪，更有可能讓解決方案的思考混淆在一起。。。例如，NGO追逐SIT而疲於奔命、消耗組織資源的問題，有沒有可能透過另外的Sponsor開發來解決，或是其他的組織技術，讓NGO除了狂畫地圖外還有別的事情可以做，這跟作者在後面談的跟local溝通，好像關係比較小吧？

【讀書筆記】評 劉華真 〈消失的農漁民：重探台灣早期環境抗爭〉

對話文獻：
劉華真（2011） 〈消失的農漁民：重探台灣早期環境抗爭〉。《台灣社會學》，第21期，pp. 1-49。

劉華真在此（p. 5）首先指出印度、拉美學者與台灣學者在處理環境運動中的「農漁民」角色的不同，前者強調經濟生存、後者強調「公共衛生式的『純生存』」。

劉華真由此出發回答她的研究問題：為何台灣環境運動研究上，農民漁民的角色和印度、拉美研究者為何有所不同？

正如劉華真所說的，或許，與其說這是國情不同，還不如說是兩方研究者所採取的環境社會學理論有所不同，台灣強調公共衛生式的「純生存」問題，很容易將抗爭區分為「外地人」與「在地人」（由「在地人」承受各種環境破壞所導致的公共衛生危害），相對的，印度、拉美學者受到「政治生態學」（PE）的影響，強調環境衝突來自資源競爭，因此會將類型學視角放在不同資源使用者上。

劉華真的論點，大致如上所述，而在證據上，她透過將環境運動史回溯至1970s 進而強調她發現農漁民在早期扮演吃重的角色，然而，受到前段談到的「環境運動公共衛生式想像」的限制，農漁民逐漸被以「當地人」的身份所替代，也使得農漁民以及與其相應的權力抵抗和環境運動的脫節。換言之，我們除了說（1）研究者「忽略」農漁民角色外；也可以進一步說（2）這樣的文化想像（忽略）也導致了環境運動和農漁民社會行動的脫節。

摘要論點大致如上，以下是我的評述：

1) 首先，劉華真的論點很有趣，放大來說，這可以稱為從文化想像／論述層面去解釋環境運動何以（不如拉美、印度）和農漁民的社會行動脫節。

但是，光從文化想像去解釋足夠嗎？由於取樣主要是媒體資料庫，因此本文缺乏對於1970年代環境運動背景的分析。劉華真提到晚近的大埔事件等與農漁業相關的社會爭議，但是如果說1970s和2010s都有激起農社會抗爭的社會條件，相對1980s~2000s之間就較少，也許也可以說得通。

換言之，缺乏對農漁民社會形態與農漁民社會運／行動關係的探討，驟下此結論，似乎有點大膽。

2）此外，劉華真在第四節（p. 39）引用政治生態學的觀點提到：

研究者可能很難毫無保留地將反抗工業污染的行動稱為 「保護環境」。但早有研究指出貧窮是生態危機的主因，貧困、資源 不足導致不當的自然資源使用，而不當的資源使用又回過頭來惡化貧 窮問題(Watts and Peet 2004:9-10;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28-31)。假設農漁民有足夠的經濟資源與政治實力 而無須擔心水源供給與土地利用，也假設農漁民所背負的經濟壓力沒 有大到需要濫捕海洋生物，採用毛利較高、但深受市場波動影響的單 一作物，靠天吃飯的農漁民仍會持續從事不環保、不永續的生產活動、製造「農業公害」嗎？純以自然、生態保育的觀點來衡量弱勢群 體的經濟行動，隱藏著「譴責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的偏見。

此處的論點有趣但值得細談：台灣的農漁民在什麼程度上是貧窮（並自認為貧窮）【經驗上，多數台灣小資產經營者永遠都認為自己資本不足需要「節流」，所以，到底是節省的意識型態還是真正「貧窮所迫」值得進一步談】？以及，這樣的貧窮如何導致資源濫取及環境的破壞呢？這仍需要研究。

例如：超抽地下水這件事情，私井確實成本低，但是和水租比，私井並沒有比較便宜，私井體現的是管理上的方便（不必配合水圳系統取水），這樣其實必須從水圳系統的失靈來談，這裡又不只是農民缺乏經濟資源的問題，因為即使農民很有錢，他也有可能為了便利而抽水。

當然，或許可以從農民缺乏政治權力來解釋，即如果當農民擁有管理水圳、共管水資源的政治權力時，地下水是否還是個選項？不過即使這樣談，我還是認為從「缺乏經濟資源、政治權力導致資源濫取、破壞環境」的角度來解釋地下水超抽，恐怕還是有點過於簡化，至少，台灣農民本身的牟利性質和農業的高度商品化，或許會讓農民在自然資源利用的選擇上不同於純粹求生存者（也就是傳統PE學者在談的那些農漁民）

換言之，我覺得回到社會學的角度，重新理解各種時代的農漁民社會（或用PE的話說：LM, Land Managers）的經濟型態、資源近用形式－－當然還有意識形態－－也是理解近期和過去各種農業社會行動的關鍵。

3) 吹毛求疵一下，政治生態學往往是在回答「ＬＭ依賴環境所生存，為何去破懷環境？」這個問題。研究取樣上，比較常見的是去尋找ＬＭ與環境危機（或保育行動）之間的連結，將取樣放在抵抗運動上，當然相對容易以「外地資本／國家vs.農漁民」的簡單馬克思主義框架來解釋，但對LM社會的描述，相對之下就消失了。

《研究者之心》試閱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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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很不好意思，上次返台前才大張旗鼓的專門替這本書的第一章寫了試閱心得，一回台灣就驚覺「來不及了，這樣來不及交出去」。想了一想，決定先從大處著手，先寫寫這本書給我的整體感覺。

　　今天才跟Chu說，念這本書唸得很焦慮，這一方面有可能是喝了一杯咖啡因過重的咖啡、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心裡面的點不斷的被鄭老師戳中所至。整本書讀起來，有一種做雲霄飛車的感覺－－當讀到鄭老師談到研究的有趣之處，心中正帶著愉悅與某種認同的快感時，另一個不斷揭露自己研究歷程的自白，就一直把心往下拉；另外，讀到老師談研究應該突破框架、自由奔放時，心中也有一種興奮與期待，但當書中另一部份談到研究投稿所必須有的紀律時，另一個對自我檢驗、質疑的我立刻跳出來……。

　　我很喜歡書中對研究、發表乃至於投稿審閱的看法，鄭老師在許多地方都反覆談到，而我最喜歡〈提問力是知識探險的關卡〉這一篇中的比喻，他說：

研究是一種探險，你的目標本來就是個未知之地，從這裡出去，航行兩年後，「照理講」「我如果猜得沒錯」應該可以找到那個「傳說中的陸地」。……但學術金主不像創投基金，人們比較偏好像「搭12點的電車從本八幡第二月台出發，預計12點24分可以在秋葉原第四月台著陸……」【附帶一題，原稿的「第四月台」的第打錯了】

明明是豪情的大航海之旅，但金主（或說審查者）總是要研究者提出一份計劃書，彷彿研究者接能自信滿滿的宣稱按著這樣的內容走就可以找到那傳說中的知識密寶……於是……於是研究生們就開始充滿焦慮，因為他們無法信心滿滿的寫出可以說服自己的尋寶計劃書，於是認為一定是自己哪裡有問題（理論不夠熟稔、經驗世界無法掌握，甚至懷疑自己頭腦不好，當初會考上研究所一定是運氣夠好或是在老師的同情之下錄取……）

　　這就是我喜歡「研究是一種探險」這個說法的原因，畢竟研究能得到什麼預期結果，或許研究者自己都不甚清楚，但是儀式化的計劃書審查，或者說「計劃書」這個命名，都讓我們學生誤會大了……。（其實我參與過的計劃書審查，其中的委員們，並沒有每個都像精算師一樣要學生說出〔或者乾脆直接幫學生說出〕探險的一步步旅程，但我接觸過的大多數學生卻總這樣想，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正因為研究是一種探險，旅程中總是會有各式各樣出乎研究者意外的事情，跌打損傷在所難免（真正的探險家們有不少人連自己的命都送掉了不是嗎），因而如何和「犯錯」、「被指正」為伍就成為研究生要成為研究者的必修課。雖然我接下來就想說「台灣學生比起國外學生比較怕錯誤……」這種隨便抹萬金油式的批評，但我想還是說說自己的經歷就好，畢竟我沒掽過國外學生，真正掽過的台灣學生說多也不多……。

　　我考上博士班後（基於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被描述為一個黃昏產業的關係）投稿和發表的壓力拔山倒海般得襲來。在老師們的鼓勵下，我寫了一些文章，然後投了幾個研討會，細節就不說了，但自己在書寫、投稿乃至於上台發表時一直承受很大的壓力，那個壓力除了必須要求文獻要念、資料要收集、分析要合乎邏輯等一般學術要求外，還潛藏著一個「我不夠好」的莫名害怕，總覺得自己寫得東西一定會在某處被幹譙，即使評論人沒有嘴巴上幹譙，他也一定是人太好所以隱匿著文章中的弱點不提，然後台下一定有人對這篇文章有一堆意見……。

　　很變態是吧？多虧當兵給我的機會，讓我能抽出一點空間來看看當時的自己，還真是變態……，但是變態是在這個相互審查的學術環境，還是在那個自信不足、預設別人總在某處幹譙這篇作品的自我？……扯遠了，拉回本書將研究比做探險的看法，旅途中總會碰到一些亂七八糟的意外或犯錯導致的迷路、跌打損傷（甚至送命）……既然受傷是一定的，何須害怕受傷呢？或者，就像書中提到的一位對研究充滿熱情的外國學者所談的「每當我想到讀者的反應就很興奮」－－冒險中豈能沒有受傷？但也豈能沒有收穫？

　　比喻一旦過了頭，就會反客為主，變成對現象理解的侷限，將研究比做冒險，容易讓我自己覺得研究的新意或發現必定是在某些未開發的領域（甚至沒有人進過的田野）中，但是在〈寫作困頓時的心底話〉這篇文章中，作者卻又反過來提醒我們，一旦受困於無法「發現世界」的窘境時，也許可以「調整一下我們看身旁世界的順序」，這或許是透過閱讀相關作品的閱讀、直接討論……但總之是「換一個角度，在我們眼界所及的許多經驗中央畫一條長長的線，一件一件的事，左邊與右邊再重新擺置一次，列出一張跟以前瞭解不一樣的清單」。

　　不過，這個部落格文集的主旋律之一，還是集中於不斷的強調研究的生產必須面對錯誤、批評，雖然我們都渴望自己是本領高強不會失敗的大冒險家，但事實上，好的學術生產是個 becoming的過程……。希望讀者不要覺得我太自戀，但我想心得之類的東西畢竟都是出自自己的生命體驗，因此這裡又免不了想說說自己的經驗……。我從小就是那種……阿……厚著臉皮說就是「又乖又會讀書」的學生，用成績單上的罐頭形容詞就是所謂「品學兼優」的學生啦……，well，「品」先不論，但我從小到大養成的「學」幾乎就是考試了（扣掉這些所謂的「學科」，我體育普普、音樂普普、美術則是完全不行……）。考試這種東西的操作，在我看來是這樣的：你必須先知道範圍、然後去準備、然後把他好好的記憶在腦海中（即使是數學，我們也記了不少東西）、接著就是「驗證」－－把所有的資料都收起來，只剩下考驗你的問題，然後我們從腦海中挖出能對應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解決技法，並寫下來。
這聽起來沒什麼特別的，但我這邊想指出來的是，「考試」這件事情，考生在拿到考卷時，理論上必須是個「完成體」－－該準備的內容都準備記在腦海裡了－－剩下的只是見招拆招，看看出題者考什麼而已。

　　這就是我對如何做一個「學優」的好學生的基本想像，雖然隨著成長的過程總會接觸到一大堆對學習有不同看法的言論，以上的想像還是隨著從小到大的「考試實踐」潛移默化越來越根深蒂固，這使得自己對於學習、研究、發表這些事情，經常流於閉門造車，總覺得自己永遠沒有準備好（就像準備好考試那樣），最後迫於畢業年限而拼出一篇論文，雖然安然通過口試，但很快的將之藏於書櫃的深處……。

　　研究的生產是個 becoming 的過程，雖然一旦以論文的形式出產，它還是被以某種形式所固定下來，但是研究本身並不見得會被論文所截斷，一個比較大的構想，可能需要好幾篇論文才能實現出來，又或著反過來想，持續的論文生產過程可能也能慢慢累積成一個更大的研究構想、計畫甚至產出……。扯遠了，也許是我自己個性比較封閉、加上前述對於「學優」的想像，使我自己一直羞於把研究拿出來見人，並總是以半成品、未成熟推託之，其實，照《研究者之心》不斷強調的，半成品、未成熟更需要出來見人，因為研究生產不是孵蛋，研究是一個不斷與他人討論激盪，並可能在過程中不斷發生轉折的旅程。

這是本書給我的另一個重要的提點

 （還有其他部份，留待下篇再說～）



　　

《研究者之心》試閱

最近，深深覺得工作進度這件事情會反映在打牌的人品上。。。今天打了9場三國殺，總計結果1勝8敗，整個兵敗如山倒。。。

阿，算了，不鬼扯了，這個網誌，原本是想學某人在網路上討論文章，並解跟各家高手「討教」、學習的園地，但是當年實在缺乏自信，於是慢慢的也就不想寫了，反正自己也不是什麼話多或是愛寫文章的人，就這樣放著給他慢慢長雜草吧。。。

後來，不幸考上博士班，遇到好學長Kc，組了讀書會，因為Kc不住在台北，於是這個網誌又成為我寫摘要，跟Kc交流的天地，不過Kc好像從來不會在這邊留言說.....，但，雖然這是碩士班的訓練，但是我其實很討厭這個，ㄜ。。。。這種原文密度非常高，幾乎只是「改寫」作者文章的摘要，當然，我並不是說這種摘要方式不好，其實我的啟蒙恩師王志弘老師寫得摘要就是這樣，而他整理文章要點乃至於抓理論系譜的能力在學界可是有口碑的，但。。。就說是我太懶惰或是軟弱吧，自從碩班畢業，離開王老師門下後，就越來越少花時間認真寫這樣的摘要了，其實，一半算合理化自己懶惰行為的說法，就是這樣的文章缺乏「自己的靈魂」，經常陷於文章的微言大義中，然後無法真正的抓到我自己想要關心的方向，即使沒有把文章「讀錯」（這樣的整理是很難把文章讀錯的），但那也不會和自己有興趣、有熱誠的東西連結在一起。

哇，前面才說自己不鬼扯，結果還是扯一大堆。但有時候我真的覺得這種囉哩叭唆的閒扯蛋才是我的說話跟文章風格。。。好吧，也該進入正題了，在荒廢這個BLOG這麼久以後重新又新增一篇文章（下一篇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其實是因為一位以前的「同學」（說是同學也真不好意思，只是一起修過一門課而已），群學出版社的編輯晏甄在我當兵當到半菜不老開始甚麼事情找上我之時，突然溫暖的來信，說群學想幫中研院的鄭陸霖老師的BLOG出書，而晏甄發現我會在BLOG上寫一些讀書心得，於是決定找我當新書的試閱人，其實，我剛看到這個邀請時是又爽又不好意思，爽在「哇靠，原來我也可以當試閱人啊！」這種虛榮感（必敬文人是一種喜歡自言自語又怕被批評又希望有觀眾的動物），不好意思在（1）由我來試閱，甚至必然得對一位功成名就的學者做評論，感覺總是「毛毛的」（2）鄭老師寫部落格，晏甄也要我把文章放在部落格，這彷彿是部落格與部落格的對話？總覺得在BLOG品質有一種「XX比雞腿」的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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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Anyway，我的臉皮還是很厚的，於是我畢竟還是接受了晏甄的邀請，擔任《研究者之心》這本書的試閱人，由於小弟目前正在戍守邊疆，真的能閱讀、思考的時間其實也挺有限的（放假都在玩啦），因此本文內容的品質與深度可能還得請晏甄和群學的各位編輯多多包涵。。。

這第一篇試閱心得，主要是針對本書的第一個部分〈Jerry的學術意見〉中諸篇文章的一些心得，ㄜ。。。或說是感觸吧！

這一個章節的第一篇文章，也就是本書的第一篇文章就放了「學士 vs. 碩士 vs. 博士」這篇文章，做為這篇，也是這本書的第一篇文章，我覺得是挺吸引人的，也許也配合書名鎖定了潛在的消費群－－像我一樣的學術預備軍或準備要試試看學術是怎麼一回事的學子們，用國軍的術語就是準備要去新訓或新訓完剛下部隊的小菜鳥、中菜鳥們。。。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這本書的行銷策略呢？但如果是的話，至少這第一篇文章已經抓住我的目光了，而我想也的確有很多正在學歷銜接階段，對於走學術有點興趣，但又不是很敢肯定的人會對這篇文章有興趣。

除了文章順序的安排外，對內文我也有一些印象深刻或有感觸的段落。首先，鄭老師在第四段將學士比為「知識老饕」的說法，其實勾起我在初入社會學時的一些經驗感受。我念的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眾所皆知這是一個以左派學院自居的地方，我想，部分源於這樣的理念，加上受制於學生的閱讀能力，我在碩士（雖然不是學士，但這算是我第一段社會學訓練經驗，就先這樣比擬吧）階段其實是相對「偏食」的，當然，這是後面才發現的事情。

其實全部推給社發所當然也不對，「偏食」的原因除了所上的教育方向、教學資源外，自己當時的心態「趕快畢業吧」（因此要對自己的論文方向鎖定閱讀）以及「我不想念『那些又派的東西』」可能是導致自己偏食的更大原因（當然，還有自己的懶散，導致閱讀時間不夠。。。）。雖然這樣講有點矯情，但自己初接觸社會學，也是因為社會運動所致，而我模模糊糊、隱隱約約的感受到圈子中，對於知識的品味其實有一個相對固定（甚至可以說是相對安全－－如果要從在運動圈中找認同的角度來談的話）的方向，這對於老饕的培育，好像不是那麼的契合。。。恩，說了這麼多，是覺得這段話有點提神醒腦的功效，不管是對於那些初接觸社會學的學生，或是試圖傳遞社會學相關理念，廣義的教育者們。。。

再者，鄭老師對博士的界定，他說：「我認為適當的判斷標準是，他是不是能夠烹調出具有個人色彩、具有創意的料理。博士應該是大廚，如果在一家餐廳，那就應該能夠創造出微系餐廳風評的『招牌料理』、『推薦料理』。他毫無疑問應該是個生產者，而且是從能夠貢獻到食文化、能夠開發味蕾、視覺新感受的大廚。博士的判斷不在專業規格，而是提出打破規格的契機」（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鄭老師這樣的界定，雖然也曾經在其他地方聽到，但每次聽到總有一種又想要期許自己這麼做，但心裡又不是滋味的感覺。要解釋自己這樣的感覺，必須得先解釋我自己－－我不是一個念得很好的博士生，或者說，念得頗為跌跌撞撞，也就是這樣才決定投筆從戎先到軍營中躲一躲啦！這裡所說的「好」，建立在兩種外在內化於我的「標準」上，一個是「博士生應該多發表」的壓力，要多發表是吧？那最快的方法，當然是用自己熟悉的套路來寫文章啦，於是，這位廚師，假設他只會炒飯好了，就不斷推出各種炒飯：蝦仁炒飯、肉絲炒飯、蛋炒飯。。。但炒飯終究是炒飯。。。此時自己心裡另外一個「想要貢獻食文化」的聲音雖然存在，但更常見的是懷疑自己自己希望成為大廚的期望，究竟是不是只是《中華一番》看太多了。。。？

阿，晏甄，以及群學的各位編輯老師們，我這邊不是想要讓你們看我（好似一位失敗或適應不良者）的這些情緒垃圾，但就用鄭老師的比喻來說吧，如果一個廚師，每天只是被要求不停的出菜，他要如何「發揮創意」、「打破規格」從而對「食文化」有所貢獻呢？